近期，军旅作家李骏创作的长篇军事文学小说《时刻准备着》，经《中国作家》全文发表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后，在文坛与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关注与深度讨论。国内著名军旅作家、原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王宗仁先生，在《报》发表评论文章，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，也为我们读懂这部小说、探寻其背后的深层价值，提供了权威的参考与深刻的指引。作为长期深耕部队医疗战线的中青年军旅作家，李骏立足自身工作实际，将笔触对准军中白衣战士这一特殊群体，用真挚文字、深沉思考，书写军人医者的使命与担当，让这部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叙事，在时代浪潮中彰显出独特的思想内涵、深远的时代价值与多重社会意义。
这部作品的诞生，有着鲜明且厚重的时代背景。当下我们身处和平发展年代，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始终存在，强军备战、居安思危是军队不变的使命，也是全社会必须筑牢的思想防线。军队后勤医疗战线，作为军事斗争准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，是保障部队战斗力、守护官兵生命健康、应对突发军事与应急任务的重要支撑。李骏长期扎根部队医疗岗位，熟悉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日常运转，深谙后勤医疗领域的战备建设要求，亲眼见证军中白衣战士医者仁心与军人使命的交融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与工作积淀下，他潜心创作《时刻准备着》，填补了军事文学聚焦军队卫勤战备领域的创作空白，也精准回应了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时代命题。
深挖《时刻准备着》的思想内涵，作品始终围绕“军人医者的使命担当”这一核心，不断叩问初心、厘清责任。作品里的军中白衣战士，兼具三重身份：是心怀悲悯、救死扶伤的医者；是身披戎装、听令而行的军人；也是心系家庭、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李骏用细腻的笔墨，书写他们的日常坚守、战备演练、生死抉择，更深入思考在军事斗争卫勤准备过程中，这群特殊医者为国、为民、为家的责任划分与使命担当——如何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取舍，如何用专业医术践行军人职责，如何把个人初心融入国防事业。没有空洞的口号，没有浮夸的叙事，全是发自内心的共情、讴歌与悲悯，让“时刻准备着”的信念，扎根在每一个军中白衣战士的灵魂深处，也让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。
从军事意义来看，作品彻底打破了大众对军队、对军人的单一认知，让人们看到强军备战的全链条、全方位性。一直以来，大众对军人的印象多聚焦于一线作战官兵，却往往忽视了卫勤医疗、保障支撑等“隐形战线”的重要性。而现代军事斗争准备，拼的是综合保障能力，卫勤保障就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时刻准备着》清晰展现出，军中白衣战士既是医护人员，更是时刻待命的战斗员，他们苦练医疗技能、完善战备预案、坚守岗位履职，就是在为打赢未来战争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做准备。这部作品让全社会读懂，军队的每一个岗位、每一位军人，都在各自战线上枕戈待旦，后勤医疗战线的坚守，同样是强军兴军的重要基石。
在政治意义层面，作品紧扣新时代强军思想，传递出居安思危、常备不懈的国防理念，彰显出中青年军人的政治自觉与责任担当。李骏作为部队军人，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，以文学为载体，思考国防建设、军人使命与家国大义，本身就是忧国忧民的生动体现。作品通过书写军中白衣战士的奉献与担当，弘扬忠诚、奉献、坚守、尽责的军人精神，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国防观念，凝聚起尊崇军人、关心国防、支持军队建设的强大共识，以文学之力筑牢全民国防思想根基，为强军兴军事业注入精神动力。
而作品带来的社会效应，更是愈发凸显。它不仅让大众了解到军队后勤医疗战线的真实风貌，看到新时代军人铁血之外的医者仁心与人性温度，更引发了全社会对军人定位、社会责任、个人价值的深度思考。新时代的军人，早已不是单一的刻板形象，他们兼具专业素养、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，无论身处作战一线还是保障岗位，都始终践行“时刻准备着”的誓言；军中白衣战士的社会责任，不仅是救死扶伤，更是服务强军目标、守护国家安全、守护人民利益；而每一位军人在军中尽义务、守职责，不仅是履行法律赋予的使命，更是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发展、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，这份坚守与付出，值得全社会的尊重与致敬。
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，既是时代的写照，更是精神的旗帜。《时刻准备着》用朴实的文字，回答了“新时代军人在准备什么、该做什么”的时代之问：准备的是居安思危的清醒头脑，是救死扶伤的专业能力，是听党指挥的忠诚初心，是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；践行的是军人的职责，坚守的是医者的初心，扛起的是家国的重任。李骏以文人之笔、军人之心，书写军中白衣战士的坚守与情怀，这份深耕与担当令人动容。相信随这部作品的持续传播，必将进一步凝聚全民国防共识，激励更多军人坚守初心、履职尽责，也让“时刻准备着”的强军精神，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。
李骏，湖北红安县人。先后戍边新疆、西藏，曾就读于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、艺术学院青年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，现为北京某部大校副政委兼纪委书记。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4次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文艺》等刊物发表各类作品500余万字，出版《仰望苍穹》《城市阴谋》《黄安红安》《红安往事》《喧嚣的墓地》等著作21部。作品多次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精选》《读者》文摘、《中外期刊文萃》《青年文摘》等选载，曾获第十一届《小说月报》“百花奖”、第二届《小说选刊》“优秀小说奖”、第十二届“中国人口文化奖”金奖、冰心散文奖、长征文艺奖、青铜文艺奖、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、文艺双年奖、首届军事文化节优秀小说奖、天津市文化杯奖、青年佳作奖，连续十届荣获原总后军事文学奖等。曾被天津市评为“文学之星”。
当野所医疗救治训练任务真正展开时，作为重伤救治组组长的史亚军没想到，他的任务会最重。
史亚军参加这次驻训的原因，完全在于他曾多次执行过国际救援任务，有着丰富的救治经验。每次回想出任务的点点滴滴，史亚军都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，因为危险总是伴随着救援的全过程。后来，他被选入国际救援医疗队——这也是他所在医院的巨大荣誉，这支队伍，是全军唯一一支全天候、全地域、全时段参与国际重型救援任务的医疗队。所以野所在选拔队员时，孙刚第一个就点了他的名字。
本来那一段时间，史亚军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。确定他为医疗队员时，他也有过犹豫。最后，他还是下定了决心，对孙刚表态：“所长，国际学术交流固然能提高个人的声誉，但军人的荣誉更需要我坚守本职。”
“博士硕士学士，你首先得是个战士。”这话是刘军说的，也是医院党委常常讲的。
史亚军毅然退掉了机票，打起行囊，加入了野所。他的加入，使重伤救治组的人员一下子觉得有底气了。同是骨科的年轻队员孙洪承说：“这下好了，我们有主心骨了。”
按照流程，史亚军的重伤救治组，必须等到前面的伤检分类组完成分拣后才能开展工作。在准备过程中，史亚军到帐篷里巡视了一圈，脸色变了，心里非常生气。他说：“既然让我们按实战标准来，但我发现在帐篷医院里，首先是器械不足——两台手术的无影灯，一个是坏的，一个还是摆设。连个呼吸机都没有配，完全是想定作业，这不符合实战要求呀！”
配合手术的护士长杨玉是位老。她对史亚军说：“主任，演习演习，主要是演，而不在习。不要太较真。”
史亚军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还不如去参加国际会议。那个还能学到一点知识。”
史亚军说：“所长、政委，我是听你俩劝来参加野所的，说是委以重任。但真正来了，才发现器械什么的都严重缺乏呀。这戏怎么演？兵怎么练？”
刘军说：“你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，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训练，听到好几个组反映缺这少那的。你先别急，我正在让大家统计，争取向上级反映与请领，但要有耐心。”
这一说，把史亚军的路给堵住了。他本来还想说，如果器械不到位，他就回去，但政委话说到这份上，他就收回去了。而且，防疫洗消组的组长叶慧娜，正好也在这里反映问题呢。
叶慧娜是医院出了名的一个爱较真敢较真的人。她说：“所长，我们是野所救援的第一道关口。所有来的运输车与伤员，都得洗消过后才能进入野所救治区。但我们现在除了一个消毒车，其他的啥装备也没有。这还不如在家里纸上练兵呀。”
孙刚的脸红红的，也不知是天气热的还是被大家提意见闹的。看到气呼呼的叶慧娜，两位野所主官心情很复杂。
“我们提过了，以为组织上统一调配好，我们来落实流程环节就好了。没想到，我们带了消毒药，却没有器具。消毒车只给大型的地域或车辆消毒，但我们的队员消毒怎么办？伤员通过时不需要消毒处理吗？”叶慧娜说。
刘军听后说：“最原始的也是最管用的，无非是费点劲。想要那种中小型的消毒器械，目前不可能啦！那种大型的喷洒消毒器，是用在规模型战役上的。我们野所的机动性小，不便于带那个。”
叶慧娜有点失望。她说：“好不容易盼着前线来体味一下真正的现代化装备消毒，看来还得靠手工操作了。”
叶慧娜虽然编制的科室在感染科，是职能科室而非临床科室，但临床科室的医生，都对她高看一眼。因为她认真较真那个劲，医院皆知。想到这，孙刚笑了，“叶主任呀，这次的演训，只能靠这个了。你没看到，我们来的路上，那一辆辆抛锚的车？我军从机械化到信息化，再到智能化电子化，总得有个过程。特别是卫勤部队，多年不打仗，过去只有应急或救灾时才用得上。这还得靠你们，从实践中摸索与探索，研制出新型的装备呀。”
这时，刘军接过话说：“叶主任，你研制的急救背囊，这次不是携带了十几件吗？这样的东西，既集成又创新，既综合又便捷，这才是以后野所发展所需的。我们这次驻训，就是来寻找问题、察觉缺陷，并最终来处理问题的。你能够最终靠现实的体验，继续发明创造。”
叶慧娜的脸这才绽放开了。她露出了一丝微笑说：“所长、政委，我懂了。我会的，你们放心。”
叶慧娜笑出了声，说：“不要了，就地克服。请领导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营区发生任何感染。”她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不过，我有个建议，就是人员与车辆进入救治区时，必须挖一道槽，里面灌满水，撒上石灰粉消毒。虽然是演训，但战时这个还是必需的。”
孙刚说：“你看叶主任，虽然心直口快，但认准的事，从来就是说干就干，不打折扣。”
副所长周伟雄说：“派人了，她不让。她说大家都各有各的任务，无须别人帮忙。”
孙刚与刘军来到救治区的入口处，只见在绿色屏障之后，一大堆战士躺在地上，正在化装。
分类组组长徐惠娟正带领人员给战士们“上装”——就是由队员充当伤员，按照不一样的伤情，幻化出战争中受伤程度与场景。
徐惠娟精明能干，说话快，做事快，动作快，还多次参加过国际国内救援。她见所长、政委来了，就要停下来报告。但孙刚制止了，手一挥，意思是让她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徐惠娟明白了。她一边给战士“化装”，一边向我们讲述解答：“我们今天拟进行批量伤进入，现在进行的是伤员如何‘带彩’的工作。这要求我们，必须画得像、绑得像、伤得像。比如，这是个枪伤，这是个爆震伤，这是个贯通伤，这是个炮弹炸伤，这个是激光伤，这个核污染伤……”
徐惠娟说：“报告所长，那要看伤员的种类、病情的轻重，以及我们自己人员与物资的保障。”
徐惠娟看了看刘军，刘军也盯着她，等待着她的肯定回答。于是，徐惠娟说：“重症患者一次性最多通过五六十人是没问题的。如果轻伤员多的话，还可以更大程度地容纳，怎么也得收治近两百人。因为轻伤员可以自理，还可以相互照顾，甚至能帮助重伤员。”
刘军问：“轻伤不下火线。到野所来的，肯定都是比较重的。那问题来了，现在你们化装这些伤员，到底应该是些什么伤？我们虽不是专业的化装师，但至少要化得像一些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伤员进来之后，谁来负责抬担架？怎么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，伤情分类得到最合理的安排和处置？”
徐惠娟说：“政委，您问的问题，都很专业。我们目前化装的主体问题，是没有专业技术人员，所以仅能说是像。当然，我们参加过多次大项的非战争军事救援行动，对骨科伤、脑部伤等部位的描绘，还是能以假乱真的。至于说抬担架，那就只有靠我们自己了。一是负责后勤的战士，二是分类组的医护人员，三是其他能临时抽调出来的人员……”
孙刚说：“嗯。但如果有大批量伤员突然涌入，如何加快收转，你们还得考虑细一些。”
徐惠娟说：“那是必需的。我在海地参加救援时，那里医疗条件太落后了，所有伤病员看到中国人到来，都涌上前来。我们让他们排队，说是分类救治，但人群拥挤，差点都挤出人命来了。后来到了尼泊尔救援时，也短暂出现过这些现象。不过，从海地和尼泊尔回来后，我们学会了怎么样应对。2008年，我们的队伍上汶川时，我们向全军的总医院学习，将分类救治这一理念进行推广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其实从成都抗灾开始，总医院的卢世璧院士，就提出了这一原则……”她边说，肩上扛着的上校军衔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
刘军说：“那一年我也去了。见到了卢院士，当时伤员那么多，老百姓一见到当兵的，也是不停地往前挤。好在后来分类救治原则一发布，大家才懂得，原来有些看上去四处流血的伤员，并不一定是急需马上就抢救的，这样把生的通道留给了那些真正的重症患者。”
徐惠娟说：“现在的问题是，即使我们分类好了，但担架人员也不够。平时好说，战时各有各的任务，假如没有民工支援，那只有靠自己队员的力量。但打仗如果激战正酣，大家都有一摊事，分类后专门抬担架这一块的人手就是个问题。”
孙刚看了看躺在地上的“伤员”说：“到那时，哪里还先管得了烧火做饭？一切为了前线，一切为了胜利，救人就是第一位的。所有手上工作能放下的干部战士，都是战斗员，一定要全力保证救援任务的完成。”
徐惠娟说：“所长啊，我是指战时。战时一切都可以突破常规。但现在呢，现在是训练，训练是要考核的。如果上面来检查与考核，那我们不可能把别的力量投入到抬担架上，因为这样会被扣分的。千分制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呀，我们如何规避这个矛盾？”
刘军说：“一旦这样，首先是后勤的人员全都要上。只要战斗打响，就不分你我，所有一线的人员，都是战斗员、救生员。”
徐惠娟说：“政委说得对。关键的时候，大家都得上，一边战斗一边抢救。这个指导思想好。”
刘军说：“目前最关键的，就是平时的兵怎么练。咱们不可以只为演，还要立足实战，否则这么多人出动，只为演，那就失去了意义。”
刘军打断了她说：“过去是过去，一切向未来。把眼前的事认真做好，就是对未来的最好交代。”
这时，大家听到现场指挥员周伟雄一声令下：“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，有批量伤员即将到达野所，请作准备！”
一群化装成各种伤情的队员，马上就发出了一片哭声、声，并被立即送上救护车。救护车拉响汽笛，直向野所医疗区奔去。
进入第一道关口，只见叶慧娜早就挖好的消防通道里灌满了水，里面撒了石灰与消毒液。车辆减速通过，起到了消毒作用，防止疫区或敌人的毒气带入医疗区。
一群医护人员四散开来，对伤员的病情进行全方位检查。徐惠娟说：“们，必须区分轻重缓急，分别给伤员贴上伤票。”
由于分类组多是女，这时后勤组的战士与轻伤救治区的们，也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准备好了担架；几位战士还做出防守状态，埋伏在边上，防止有敌人突袭或从空中轰炸。刘军看着背着背包的战士，心里有些遗憾地想：“训练训练，没有个真枪还真不是那回事。”他暗自叹息了一声。
伤情分检，是进入医疗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些“伤员”，有伤到头部的，有骨折的，有眼外伤的，有辐射伤的，有缺胳膊断腿的，有贯通伤的……演员们演得像，考验的却是伤检分类组队员的准确性与快速性。孙刚扫视周围，从大家紧张的程度看，们进入了状态，不少人脸上汗珠子直往下掉，但手忙而脚不乱，一切有条不紊，井然有序。
很快，轻伤的，直接由人相互搀扶，送进医疗区轻伤救治组的帐篷。而分检出重伤员的，则按照救治要求用担架抬入，送入重伤救治组的帐篷。
重伤救治组的史亚军，在帐篷里高声喊道：“这个伤员需要开颅减压，请麻醉迅速评估落实。大家作好手术准备。”一会儿又喊：“这里有一个腿部枪伤的战友，请孙洪承医生赶紧消毒，准备手术……”
突然，帐篷外的徐惠娟高声喊道：“这里还有一个重伤员，是胸口中弹，必须赶紧手术。”
徐惠娟心里一急，她看了看指挥组的人员。如果是在战时，指挥组的成员也是战斗员，应急情况下，也能直接拿来使用的。但按照考核规定，此时的指挥组就是考核组，不能参与。徐惠娟瞬间明白了情况，她急忙伏下身子，将伤员搞好包扎后，就搭上伤员的手臂，竟然把伤员背在了自己身上！她挣扎了一下，用力站起来，脸都憋红了才把伤员背起来，艰难地向重症救护组的帐篷走去……
当天，在讲评时，刘军重点表扬了这个环节。他说：“们，分类救治是我们开展野战医疗的前奏与基础。可能有些觉得不重要，其实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。2008年在汶川抗震时，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场景。当时重震之下，伤员遍布。我们与总医院派出的专家组抵达原成都某医院时，几千名伤员几乎把操场排满了。那所医院的医务人员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救治。但由于医护人员少，力量弱，很难将全部伤员都照顾到。结果发现前面的人得到一定效果救治时，后面却有人因来不及抢救就死了。这时，刚刚到达的卢世璧院士连忙喊，‘赶紧实行伤检，必须分类救治，先重症后轻症’。他这番话，提醒了在场的医生。大家连忙放下行囊，投入紧张的分类救治工作之中。原来，卢院士此前曾参加过三次抗震救灾，分别是河北唐山、辽宁海城与河北邢台，这是他第四次参加抗震了。此时，卢院士已近八十岁高龄。他之所以提出要分类救治，是因为在大量的伤员中，有的伤员虽然看上去很重，但生命并无大碍。而有的伤员看上去很轻，却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这是卢院士的经验之举。毕竟在那个时刻，救治的力量与设备，还有医务人员的数量都是有限的，只能先重后轻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最后伤员几乎都得到了有效救治。这就是分类的好处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环视了一下周围，看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才提到了徐惠娟独自肩背重症伤员的事。他说：“们，如果是在战争情况下，一切的力量都得为前线服务。没有上下，没有内外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有效地救治伤员，让他们得到及时、方便、快捷的服务。这时的一切力量，一切资源，一切手段，都要紧紧围绕着保证他们的健康来进行。因此，所有的人，在这个时刻，都是战斗员。既然是战斗员，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伤员的健康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前面打仗的人安心，让后面指挥的人放心。这就是我们野所存在的价值。”
孙刚以赞赏的目光看着刘军，接着也讲了几句：“们，刚才政委讲得很好。我们野战医疗所成立的意义，就是一切为了战场。但是，决定伤员最大的通过量，就是分类检伤这个环节。这个环节如果卡了壳，其他的环节就只有干望着。战争只要打响，批量的伤员就会送来，此时如何快速处置，使伤员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，一定要重视分类这个环节。这也是我们日后去南方某陆军训练基地化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他们采取的千分制，将一项项指标进行分解打分，将是非常残酷的考核。各位明白一个叫祁然的大校吧？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，一个看上去有笑容实则严峻严厉的考官，我们现在的千分制考核，就是他搞出来的。有人说他考核时冷面无情，也有人说他这个人看上去就有些冷酷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是柔情密布！我们日后的考核，就是由他主导设置各种障碍的情况下最大量通过，因此，我们在训在演的阶段，一切必须得贴近实战的标准来。今天的实战效果，我看就进行得很好。下一步，大家要继续发扬！”
末了孙刚还说：“过几天，我们会邀请祁然，到现场进行面对面的指导。你们先各自把问题找准，到时不懂的可以直接点对点地请教。”
这天夜里，孙刚带着彭旭，按例进行查岗。走到医疗区时，发现有一个帐篷里面还亮着灯。他感到奇怪。因为按照训练规定，除岗哨外，平时训练结束，医疗区全体人员要转入生活区休息。
一个女兵站了起来，见是孙刚，连忙敬礼报告：“所长，我是三级士官文凤，正在写训练日志，请您指示。”
文凤说：“所长，我是写自己的训练日志，想留点有价值的东西——因为明年我就转业了。”
文凤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写得不好，就是给自己以后留个念想。想到明年就离开队伍了，每干一天都觉得要少服役一天，心里不好受呢。”
文凤说：“报告所长，那是肯定的。我爷爷、我父亲都当过兵，所以把我也送到部队里来了。当年本来在地方上大学，但在部队当了两年兵后，就舍不得离开，这一干就是十二年了。”
“那还不好办呀？野所里单身男多的是，特别是那些士官。等训练结束了有时间，我给你介绍一个。”
孙刚说：“在这一个方面，该降低标准降低标准，该投降的投降，不然成为老姑娘，就砸在部队手里了。别的方面，是坚决不能投降的。”
文凤说：“报告首长，军人在别的方面是一定不可以投降的，请首长放心，我还有这个觉悟。”
文凤看着他，眼里流露出对军营的强烈不舍。孙刚明白她想继续留下来的意思，但他一个人说了不算，因此没更多表态，只说“把本职工作干好，一切服从组织安排”，就转身走了。
他们转了好几个点，最后来到帐篷尽头的保障区。孙刚猛然看到，搭档刘军站在黑暗中，正在用铁锹奋力铲土。他走过去，原来是临时厕所不停有积水溢出，妨碍了大家通行。
一边说，他一边去抢铁锹。刘军不让。他说：“你去检查一下岗哨，挖土这种小事，我还干不了？我毕竟也是从当战士后才考出来的，这点小事如果做不了，怎么带队伍啊？”
两个人边说边笑了。一股恶臭味从边上传来，孙刚情不自禁地捂了捂鼻子。原来，是训练场的简易厕所经风一吹，味道全飘了过来。孙刚瞬间便明白刘军为何需要亲自动手了。
不一会儿，又来了一堆队员，大家一起抢着干，不一会儿就干完了。只是个个身上都汗湿了。
入夜，两个人干完了各自的工作回来，洗了澡躺在床上，天热得睡不着，便聊上了天。
刘军笑了，说：“你还避讳吗？我们这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缘分啊，两个人可以在一个帐篷里，脱了衣服面对面。”
孙刚比刘军大八岁，他笑着说：“我们这是真正的战友情谊了。想来，我也不知搭了多少个班子，还是第一次如此面对面。”
“你不知道，来之前，主官已找我谈过了。我是自己要求参加野所的，因为这一课始终没有补上，不甘心。我穿了一辈子军装，也参加过各种非战争救援行动，但就是没有参加过系统的卫勤训练，就想把这一课给补齐补足。这次圆了我的梦想了。”
刘军听后觉得突然，大吃一惊地说：“原来你要退休的事，早都知道了？你这一说，让我很惭愧呀。我当初不是不想来带队伍，而是觉得参谋没有按照程序来，所以在常委会发了点牢骚，还差点弄得主官下不了台。”
孙刚笑了，说：“那不叫牢骚，那叫提意见。但客观地说，虽然你发点牢骚也没什么，但反过来想，如果是真的打仗，上级会征求你的意见，问你去不去吗？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，遇上真打，上级决定什么就是什么，绝不会与你商量的。当然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，认为你能胜任才让你来带队伍的。”
刘军说：“所长啊，你这样一说，让我更惭愧了。”事实上，他已经觉得脸上有点发烧了。
帐篷外的各种虫子在夜灯中飞舞。此时静夜无风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一边聊一边感慨。
孙刚说：“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赶上了个尾声。原来还想好好上去打一仗来着，结果我们才上去不久，便停火了，就是在猫儿洞里待了三个月。”
孙刚说着坐起来，问有烟没有。刘军不抽烟，说没有。他还奇怪地问：“你不是不抽烟吗？”
孙刚说：“我过去不抽烟，就是在老山那几个月，学会了抽烟。直到后来回来才戒了。”
刘军觉得孙刚身上一定有故事。但他不说，自己也不好深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处隐私空间，无人问津的地方，也许就是最难忘的岁月。
长夜漫漫，两人热得睡不着，话匣子便又打开了。两个人便聊起了家庭问题。虽然同在一个单位，但大家对彼此的家庭还不了解，这是正常现象。
孙刚说：“你嫂子在一家医院当医生，女儿在国外上学。大学快毕业了，但找了个男朋友也在国外读书，准备就在那里创业呢，怎么也劝不回来。”
接着，他又问起刘军家的情况。刘军说媳妇是，在地方公安局上班，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；儿子准备考大学，正是叛逆期，常常与媳妇发生“战争”。说完，刘军还叹了一口气。
孙刚说：“谁家都一样，都有难念的经。我家的娃，倒是比较听话，但担心上不了好大学，才送到国外了。没想，她一去就适应了环境，很努力，本科与研究生上的都是名校。现在，她都不愿意回来了，我们怎么劝也没用。女大不由娘，只好由她了。”
刘军说：“与你家相比，我们就惭愧了。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，考不考得上大学都着急啊。我年轻时天天加班，很少管他。原来成绩还是挺好的，一上高中，迷上了游戏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打骂也没用，简直没法啊。”
刘军说：“急也没用。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过程，其实就像对单位机关的个别干部一样，你总是期望值那么高，但越来越失望，最后便降低期望值了。最早吧，希望孩子能考上清北与人大这样的名校，慢慢地，就降到985或211也可以吧，再后，双一流也行。但越往后，随着他成绩的直线下滑，觉得能有个一本院校上就不错了，可眼下看，本科能不能考上也悬着呀。实在不行，一个大专也得上吧。到最后，就盼望着他身体健康就可以了，可他那样胖，就是不锻炼，你有什么法子？我有一阵经常看湖南台《变形计》那个节目，真希望把他送到那样的地方锻炼一下看能不能发生改变……”
孙刚说：“别急，每个人的成才，都有一个过程。有人说，越是优秀的孩子，越是为别人准备的。只有那些平凡的孩子，才是父母身边的宝贝。过去我不以为然，现在慢慢就信了。你嫂子是天天盼孩子归呀，可女大不中留。最近，她回来办点事，可过一阵，她就又走啦。”
刘军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带头遵守。不过孩子的教育，都是不容易的。我们身着军装，就希望下一代也能来部队锻炼历练。我当兵以后，家里亲人们的孩子，比如侄子和外甥们，在我的动员下，都跑到部队当兵了，就我自己的儿子不愿来。他因为从小有哮喘，不能做剧烈运动，留下了遗憾。”
刘军说：“那倒是。像我侄子，他在上大学期间被我动员入伍，当兵后没有考上军校，马上就退伍了，而几个外甥高中毕业后都上了军校，与我成为战友啰。”
孙刚说：“那挺好呀。这支队伍越来越强大了。说真的，许多出身军人家庭的孩子，对部队从小就有感情，因此他们的加入，对部队建设是有利的。但我们也看到，一些富庶地方的孩子，有的不愿来当兵了。因为皆是独生子女，怕吃苦。”
刘军说：“是啊。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着迷，把那些优秀的孩子吸纳进来，不能再像我们当初一样，就是来寻找出路的。”
孙刚说：“深有同感。我们当兵的时候，没有想过以后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，只要有一个地方能收留咱，能混上一口饭吃就行了。没想到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中一经改造，我们不仅仅只想到自己怎么吃饱，还应该要考虑更多人怎么吃好，怎样过上好日子。这就是部队教育的结果——一个再叛逆的孩子，一旦穿上军装，经过部队教育后，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”
刘军附和着说：“那的确是。有些孩子在家里叛逆，父母管不了，一到部队锻炼一年两年，回去后就成了孝子；还有些孩子，一穿上军装，就奔走在逆行的队伍中，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去救助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人。只有人民的军队，才能锻造出这样的信仰啊！而且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。就是我自己，也是在为了有饭吃的这条从军路上，一直很努力；要不然，我现在与在深山老林中生活的父辈也没什么不同。这是我永远感恩军队、感恩组织的地方。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